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曾经立法，允许业主在出租、出售财产的时候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法院推翻了这个立法，因为这将会使得私人领域租房市场的种族歧视合法化。
可以说，在将调查所得的证据材料移交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公诉的根据这一点上，监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这些原则性较强的法律规定，为监察机关建立更为详细具体的保障性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
[5] 那么，相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机关而言，监察机关的监察权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在笔者看来，监察委员会作为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的国家机关，所行使的监督权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这种调查权与原来的侦查权有所不同，并不属于单纯的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权，而同时具有党纪调查权、政务调查权与刑事调查权的三位一体属性。[3]那么，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呢？尤其是与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机关相比，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究竟应作如何定位呢？ 根据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改革者动辄称监察机关为政治机关，这有何宪法依据和法律根据呢？再如，改革决策者坚称监察委员会不执行刑事诉讼法，其调查权不属于侦查权，但是，监察委员会一旦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所搜集的证据都要经受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司法检验，都要接受证明力和证据能力的双重审查，其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也要由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来作出最终的审查和判断。三是对被留置人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应将留置的期限按照一日折抵一日的原则予以折抵。
又由于监察留置无论是在适用场所还是在适用期限、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特点，特别在审批机制上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此，这种措施仍然属于传统双规措施的延续。翻遍党章和各类党内规范文件，几乎从来没有将任何一个职能部门称为政治机关的说法。[48]参见凌斌：《法民关系影响下的法律思维及其完善》，《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
经过近三年来的积淀和验证，学术界对于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予以正视，法院不得在裁判中援引宪法的价值命题或者理论想象已经被不断跟进的经验研究推翻，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也不再被视为是地方法院的大胆探索，而是一种日常实践，这种日常化表现在三点：第一，法院援用宪法的裁判绝非个案，在实践中并不鲜见。虽然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件每年都会出现，但在整体数量上并不多，在裁判文书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因此样本数量有限。[28]至于援用宪法能否填补立法漏洞，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宪法救济？从经验研究的视角来看，作用不大。[3]马岭教授曾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宪法学界的违宪审查热（尤其是司法的违宪审查）称为中国宪法学界的集体跑题。
[49]譬如分析法官援用宪法的行为动因、法官对宪法文本的认知、认可程度等。从尊重宪法文本、尊重本土实践的立场出发，主张由法院行使宪法审查权的学术观点也日益失去了学术市场。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否有价值，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并不是它自己能够决定的。在实践中，公民依据宪法主张某些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如《拆迁条例》）违反宪法的主张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法院无权进行合宪性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动力移送敏感的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也需要进行可能性评估。[49]关于深描的意义，参见牟利成：《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3页。二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355号。
宪法出现在司法审判之中，至少为法院和合宪性审查机关发现违宪法律规范保留了一个途径。中国宪法学界愈发注重实践性和本土化，强调中国宪法学的问题意识，[2]忽视中国宪法体制、简单照搬外国经验的研究套路在当下越发失去了市场，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研究也从集体跑题[3]的窘境中被拉回正轨，由法院主导合宪性审查的狂想亦成为昨日旧梦。相关经验研究多次证明，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是建立在宪法和法律内容重复的前提之下，宪法附随于法律发生作用，意义有限。但事实上，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目的并不在于穷尽法律规则后为实现个案正义才直接适用宪法，弥补法律漏洞，而仅仅是一种补强说理的行为。
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祛魅的任务。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
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引入统计学的方法，其目的在于用实践数据更为准确和真实地反映实践。[46]但多数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援用宪法时却并不区分两种权利的性质，在没有进行任何理论说明的前提下，径行援用宪法文本，且并没有根据中国本土的宪法实践，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予以确立和发展，这实质上是法官缺乏理论素养的表现。
第二，数据统计的形式化。[25]林孝文：《我国司法判决书引用宪法规范的实证研究》，《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同时，究竟是以一种布道者的心理去批判和检视司法实践，还是本着以法官为师的态度去提炼本土资源，[48]抑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也是考验中国法学家智慧和眼光的难题。摘要: 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援用宪法的现象经历了从赋魅、返魅到祛魅的过程。[18]如林孝文的研究素材案例为277个，冯健鹏的研究素材案例为135个，余军教授的研究团队最终整理出596份裁判文书。随着这一文件的颁布，法院能否援用宪法的理论争议至少在表面上可以终结了。
参见王禹编著：《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序言第5页，第7页。[43]杨光斌：《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与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从目前有限的裁判文书来看，法院援用宪法的裁判文书存在着高度雷同的现象，即法院援用宪法裁判、说理的技术、逻辑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类型化的空间极其有限。经验研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它的价值最终还是要建立在我国司法实践的品质之上。
[37]可以对比的是，类似的经验研究中，目前学术界没有法院如何援用民法、法院如何援用刑法等庞大的课题设计，而是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切人。转眼十年过去，关于法院援用宪法[1]的研究在这十年中也悄然转型。
相关的经验研究不再纠结于我国《宪法》文本中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解释，弱化从应然层面判断法院是否能够援用宪法进行审判，亦不再围绕宪法适用、宪法援引、宪法司法化等概念的界定浪费笔墨，而直接对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进行观察和梳理，提炼相关规律。[10]参见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但是201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中废止了这一批复，理由是已被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代替，即可认为本案对当下的司法实践已经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了。[6]参见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7]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再次发挥了祛魅的功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重点从价值判断转向了事实描述，规避了概念陷阱。我国的宪法实践和司法实践的品质决定了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价值，相关经验研究需要细心、耐心和信心。
注释: [1]许崇德教授认为，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是不清晰的语词，本文用法院援用宪法的表述指代宪法适用于审判过程这一宪法现象。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出发，不管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也不管援用宪法的行为在理论上是否规范，是否有学术价值，都不妨碍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对事实的描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基于法律体系不完善、裁判方法不成熟的特定时代背景，我国学者开始探讨在司法审判中直接适用宪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譬如，陈道英关于法院援用言论自由的研究虽然以103个法院援用言论自由的案例为基础，但这103个民事案例中所提及的言论自由到底是宪法层面的言论自由还是民法层面的言论自由，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16]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参见税兵：《宪法规范何以进人民事裁判：1995—2015》，《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33]但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是否能够支撑起相关的经验研究？从实践来看，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的司法实践经验研究相比，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存在着若干缺陷，这些缺陷在某种程度上给相关经验研究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主要包括： 第一，相关案件缺乏足够的权威性。[43]目前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对数字统计的依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如在吉林科龙优质种（肉）牛繁育有限公司诉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杨家岗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案，[38]法院在说理时多次提及宪法，而被有些学者视为对宪法条文所作最为详细的解释[39]。二、法院援用宪法的返魅与祛魅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援用宪法，作为一种现象经历了从赋魅到祛魅的过程。
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裁判文书对后来的司法实践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每年新出现的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多多少少会与之前出现过的案例存在类似之处，但从整体上而言，碎片化的拼图之间仍然缺乏有机的粘合力，不足以展示出法院援用宪法这一行为背后的理论图景。[35]可参见章剑生：《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层级监督行为的可诉性——崔永超诉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评析》，《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2期。
第三，从个案的裁判内容上看，法院援用宪法所展示出来的经验知识存在着碎片化。参见林孝文：《我国司法判决书引用宪法规范的实证研究》，《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
